报到

1982年1月，一个挺灿烂的日子，我和丈夫一起来到淮北。从合肥出发的时候，脑子里的印象就是要去安徽的西伯利亚，一个苦寒苦寒的地方。那时候年轻，激情四射，只想着相爱的人终于能够生活在一起了，管他去什么地方，别说是安徽的西伯利亚，就是真的西伯利亚又怎么样？我们的爱情能够融化一切冰雪，人间只要有爱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战胜？

就这样，我们相互依偎着，火车抵达淮北。傍晚下了车，自然先奔丈夫的单位市委报到，第二天的目标就是煤师院。可是，煤师院在哪里？完全弄不清。茫然四顾，只觉得这个只有两条马路的小城里，绝对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一所部属高校。

不得已，只好再回到市委办公室打听。第一位先生听我们问的是“淮北煤炭师范学院”，奇怪地抬起头，那样子比我们还茫然：“什么学院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没有吧？”他看看对面的同事。第二位先生同样想不明白：“是没有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濉溪人。没有，肯定没有。”这时，市委秘书长孙德成正好走进门，笑着说：“怎么没有？他们说的就是大学！”

“啊，大学啊？不早说！知道知道！翻山过去就是！”

我一听就傻了，还要翻山啊？那学校到底是在什么鬼地方？

秘书长看我那紧张的样子，慈爱地笑了：“别怕嘛，你就顺着一马路照直往东走，走到头，再朝北弯过去，再照直走，就到了。”

好家伙，两个“照直”，这得有多远？出了市委大门，上了淮海路，我们两个傻乎乎地一路向东，还好，第一个“照直”并不远，没多久就到头了。过了东岗楼向北，再照直，可就麻烦了：照直到哪儿呢？一路都没见大门，也没有学校的牌子。问问路人，这条路通到哪里？人家说，照直就是萧县，再照直，就到徐州了。至于“煤师院”，个个都说不知道。幸亏丈夫比较聪明，换了一个称呼，说：“就是大学。”被问的几个人恍然大悟，不约而同地指着我们身后的一个地方：“嗨，不早说！大学啊，这不就是！”

我们忙走近看看，真不像大学。似乎是个岔路，或者叫做缺口？拐进去，远远地出现几排红砖小平房，一排土墙草顶的防震棚，还有两栋楼。两栋楼中，一栋四层的，已经很旧了，另一栋比较新，看起来像个电影院。不料，就在这个“电影院”的楼上，我们终于看见一个白底黑字的大牌子，清清楚楚地写着“淮北煤炭师范学院”。

天哪，总算找到学校了！再费点力气寻找中文系吧！谁知，这过程简单得无以复加。从“电影院”往前没走几步，就看见那排防震棚每一个门上，都挂着某某系的牌子，一路走过，“中文系”三个字很快出现，于是，一种“找到家”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尽管，这个家破了点，穷了点，跟几天前我们刚刚离开的器宇轩昂的安徽大学完全不可比。

当学生的时候，进老师的办公室需要敲门。我是个守规矩的学生，来到中文系办公室门口，自然也要敲门。可是，手抬起来，又放下了。——里面那个热闹劲儿，就是敲，怕也没人听见，更何况，那扇破破的、歪歪的木门恐怕也禁不起使劲敲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正在犹豫，棚子里说说笑笑的人突然发现了我。其中一个叫了声：“看看，又来了一个！”“刷”地一下，十几道目光一起转到我身上，我窘得手足无措。

“快进来，进来！”几个声音一起叫着，高的，低的，老的，少的，好随便，好亲切，就像是多年未见的家人。

“哪儿来的？”又是几个声音一起问，我都来不及回答。这时候，有人搬来了凳子，有人忙着倒水。

我刚刚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，旁边一个个子不高的年轻人突然挤过来：“来来，咱们商量一下，你就到我们文论组怎么样？”

我一下傻了，怎么会这样啊？

 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别紧张，我就是一个建议，建议啊！”

我想了想，坚定地摇了摇头。我不喜欢文论。但是，我喜欢这种直截了当，喜欢这里轻松、活泼、无拘无束的气氛。也许，就是从那一刻起，我爱上了煤师院。

写作组

我进了写作教研室。不过，那时候，我们都习惯地将教研室说成是“组”，所以，我就是写作组的。写作组堪称兵强马壮，我去的时候，已经有了以单光启老师为首的五大员：欧阳榕老师，陈维型老师，邱耐久老师，还有潘小平。这年秋天，尉天骄毕业留校，也进了写作组。整整齐齐七个人，坐下来满满一屋子，气势那叫一个壮！

写作组人心特别齐，工作也特别积极努力。现在想想，首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我们都处在一个奋发昂扬的大环境中。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磨难，无论是从劳改农场出来的老右派，还是一直生活在“黑五类”家庭阴影中的“老三届”，抑或是多年才华不得舒展的老五届毕业生，每个人都想要活出尊严，活出光彩。

每隔一个星期，教研组都要开会学习。系里绝对没有多余的房子，开会学习的地方，就在教研组长家里。每次我们一到，单老师就开始忙活，烧开水，找零食。一开始我很拘谨，开会的时候，听他们一本正经地读报，很有意见，可不敢说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终于忍不住，怯怯地建议，开会能不能不读报纸，大家散会以后再看？没想到我这边儿话音刚落，其他人立刻哈哈大笑，单老师随手将读了一半的报纸甩在一边，整个教研组的气氛也活跃起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原本就不读报纸，只是听说我上大学时是个学生干部，报纸竟然是读给我听的！我心里很委屈，但了解了大家的经历以后，就觉得完全可以理解了：我们教研组挨过整的人太多，右派，劳改，都不是闹着玩的，再加上那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，对一个外来的、不了解底细的人保持一点儿警惕性，实在很有必要！

似乎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逐渐被认可，开会的时候天上地下，大家什么都放开了说。

不过，说得最多的还是教学。老教师认真地教我们怎样批改作文，怎样读书，怎样备课。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，我的第一份讲稿，密密麻麻写着单老师的许多评语，有一次，他指着讲稿，十分严肃地说，即便是写给自己看的讲稿，也不能太潦草，养成习惯，对什么事都会漫不经心。另一次开会，欧阳老师认真地嘱咐我，每篇论文写好后，一定要反复阅读，反复删改，一个没用的字都不能保留，现在，这已经成为我对研究生的一个严格要求。当然，印象最深的还是讨论学生作文。记得我们曾经认真地讨论过有关作文立意的问题，为那些描写风花雪月、小猫小狗，但文笔甚好的文章该如何打分争得面红耳赤，我们还仔细研究过批改学生作文究竟应当是多加批改还是画龙点睛，讨论过评语应当如何写才能很好地引导学生。最有意思的是研究作文命题，其中有一个为大家一致称好的题目是《我的老师》（限写目前任课的老师）。自从有了这个题目，批改作文、教研组活动都变得很快乐——学生写的都是我们熟悉的老师，甚至就是我们自己，读起来那叫一个趣味横生！当然，写的是否传神，是否生动，也是一看就知道。

细数一次又一次的教研组活动，最精彩的段落还数会餐。全组各家各户都做过东，能干的潘小平每次都是掌勺的大师傅，另外，陈老师炒的鸡蛋也很有特色。其他几位，包括我自己，做饭都是二五眼，提不起来。印象深刻的是，有一次，大家一起，浩浩荡荡到了我家，又是肉，又是菜，甚至还有鱼。开工以后，忽听潘小平大叫一声：“傅瑛，你们家的菜刀居然没有开过口啊！”我完全摸不到头脑，什么开口不开口，我从来都以为买一把刀就能用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又悄悄走到我身边，说：“你去切肉丝吧，邱老师一会儿就把肉丝切成肉末了。”可没过两分钟，她又叫起来：“傅瑛，你会不会切肉啊？切肉得这样切！”当然，最后还是大师傅自己能者多劳了。回想起这段生活，直到现在，嘴边似乎还有潘小平家瘦肉汤的的扑鼻香气，欧阳老师家大锅粥的美妙醇厚，陈老师家过年豆沙包的甜香……浓浓的，都是写作组的滋味。

上课

一年之后，我开始上课了。之前，一直在听课、读书、写笔记、写讲稿、学逻辑。那时候，系主任吴孟复先生要求我们每周最少读两本书，指导老师负责检查读书笔记。听课主要是跟着指导老师，讲稿要得到指导老师的认可。至于上课，那可不是一件容易事，想给本科生上课，尤其困难。1983年初，因为陈维型老师的课因故暂停，我才得以登上82级写作课的讲台。

上课前很紧张，完全不知道一节课能讲多少内容。没辙，老同学们一起出马帮忙。正在市工会中专教课的一位大学同学帮我找了间空教室，另外几位大学同学，包括我的丈夫，大家一起行动，我讲课，他们听。记得那次准备了五十分钟的教学内容，我二十分钟就讲完了，然后呆呆地站在讲台上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同学们七嘴八舌议论了一通，仍然不得要领，最后的决议是，语速慢一点儿，准备多一点儿，实在不行了，接着往下讲。

真正的意见还是来自单老师，来自教研组，来自系里的老师们。单老师听过我多少节课？记不清了。只记得有一次下课后，他恨铁不成钢地说：“人家庄来来，那课讲的！你还是不行，下周我还得听！我就不信你讲不过他们！”那一会儿，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心里恨恨地想：“要是让我讲记叙文，我保证讲好！”说真的，很长时间里，我都不明白单老师为什么一定让我从议论文教起。他明明知道我是搞创作出身，写散文是强项，却要我教我最不擅长的议论文，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当时我心里别扭得要命，可他一脸严肃。我知道，这事儿一点儿转机也不会有。不过，想归想，做归做，我也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，于是，教案反复修改，每节课下课都要仔细想想哪里讲得比较好，哪里有问题。

但教法毕竟不是根本，真正的变化还是来自系主任吴孟复先生的教导。那时候，系里每逢开会，常常就会听到吴先生说读书。可惜他的庐江话我听着很费力，除了“读书”能听懂，读什么书？不甚了了。终于有一次，单老师带我去见吴先生，面对面谈了将近一个钟头，又是说，又是写，这效果就不一样了。临走时，我带了一个长长的书单子，然后老老实实地读，认认真真地记。果然，肚子里多少有点货，再上课，人就从容多了。

但还是常常不能令人满意。一次系领导和各教研组长一起来听课，我有点儿慌神儿，单老师曾经反复教过的板书设计全忘了，满黑板画得乱七八糟。下了课，殷呈祥主任沉吟了好一会儿，才字斟句酌地说：“小傅啊，课讲得还可以。就是……哦，你们在安大，没学过板书设计噢……”白桦老师比较直接：“傅瑛啊，你那粉笔字得好好练练！”许传京老师认真地告诉我：“以后下了课，别慌着擦黑板，自己站到教室后面看看，心里就有数了！”

这些教诲，我会记一辈子。

终于，我站住了讲台，以后，又从写作组转到现当代，一进入文学圈子，一切都那么如鱼得水，论文也一篇又一篇地发出来，当年混乱的行文，不知不觉中改变了很多。有一次，一位很有名的刊物回信时，还特别提到我的文章很有逻辑性。我有点儿受宠若惊，忙报告单老师，他意味深长地笑笑：“几年议论文不白教吧？”

我恍然大悟。

接下来的日子好像越过越快。课是越来越得心应手，人却不敢有丝毫懈怠。一来是系里年青一代高手如林，大家明着不说，暗地里谁也不想落在别人后面，都想把教学科研搞到最好；二来么，那时候煤师院教学办公都在主楼，你在里面上课，对面办公室听得清清楚楚，一不小心，恶名就会传扬出去，谁受得了？第三，那年代学校领导似乎酷爱听课，好几次我从校车上下来，急急忙忙跑进教室，立马上课，几分钟甚至十几分钟后，才发现后面坐着听课的校领导，这阵势，你能马虎？

说起被领导听课，一开始心里还惴惴的，后来，也就坦然了。最常见到的听课领导是陈岩院长。他常常是捧着一个杯子，带着笔记本，笑嘻嘻地坐在最后一排，那模样真的不像检查工作，更像一个用功的老学生，不仅认真记笔记，还会随着课程内容微笑，皱眉，激动。有一次讲到艾青的名作《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》，我情不自禁地提到当年下乡时我的老房东，讲着讲着动了情，泪水一下子涌出来，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。这时候，我惊讶地发现，老院长也在抹泪水！一瞬间，我突然觉得自己跟老院长的心贴在一起了。下课时，他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，那只手厚厚的，很温暖。

作者简介：傅瑛，女，1951年生，河北冀县人，教授，硕士生研究生导师。1982年1月来我校工作，现已退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