调走三年之后，仍然在这个校园里，我迎来了母校的20华诞。说起来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，1974年的秋天，我拎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走下火车，至今记得，来接站的是当时的校人事组长王振华。9月26日的淮北大地秋雨霏霏，王组长没打伞，说一口悦耳的普通话。到校后才知道，这所新建的学校只有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中文四个专业，中文系仅有从各处抽调来的六名教师。多年以后，中文系发达成为学校的大系，这时，人们开始戏称这六个人为：开系六大员。

六大员之一，我们当时的系主任陈献芝，如今也老了，因为腿脚不便，几乎不下楼。回想当年，他是学校的篮球明星，每到傍晚，都大汗淋漓地奔跑在球场上。他那时还远不到40岁，还没有我现在大。总有好几年了，走过附中的教学楼，我会不自觉地停下来，站一会儿，看一看。这时，我心里就会飘过一缕轻烟一般的怅然。我们进校时，这座教学楼才刚刚峻工，孤零零地站在山坡上。那时它是这所学校的全部建筑，四周荆棘丛生，野菊烂漫。300多名师生就在楼前的黄土操场上席地而坐，举行我们的开学盛典。后来我想，古老的相山那一天一定受到过极大的震动，因为开天辟地第一回，这块文化贫瘠的土地上有了自己的大学！常常回忆起刚来时的情形：星期天，我们三三两两在街上走，路边的妇女们见了，就会欣喜相告，说学生哩，学生哩！这里的人总是称我们“学生”，称这所学校“大学”。就是20年后的今天，在这座城市里，人们也仍不习惯称她煤师院。两个淮北人在火车上相遇，问起来在哪里工作，我说煤师院。人家总得想一下，然后恍然大悟，说噢——大学！而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感动，心情十分难言。也不是没有抱怨过淮北交通不便，文化落后，可一想到淮北人对我们的情意，想到他们说到我们时那种喜欢得不知怎么说才好的样子，我的心就热了，有好几次，我都忍不住要流下眼泪来。

至今还感激那些日子：1987年的冬天，我只身一人在淮北乡村浪游，走过一个一个村庄，走进一家一家农户，身上就揣一本工作证。他们爱惜地接过那红本本，看了看，惊讶说咦——念大书的人哩！就慌得烙馍，擀汤，端上来又不安，紧着说没好啥给你吃咧，多不恭敬！杜集北面紧挨着萧县地界，有一个叫北山的小村子，我在那住过几天。庄上的人就都让闺女小子和我认亲戚，说跟你姑城里念书去，念大书！后来他们还给我送过“狼山红芋”，是当地的好出产，甜。

矿上更不用说，建校初期的体育器材，几乎都是淮北矿务局各个矿的支援。到今天，张庄矿和石台矿支援的双杠、单杠，还竖立在附中前面的操场边上。20年风雨驳蚀，它们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当年把它们亲手弄来的体育教师周珊顺，曾经不止一次地在黄昏时分，抚摸过它们身上的斑斑锈痕。近来我常常想，历史可能会淹没许多，但历史本身却不会被淹没。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：一切人和一切事，都已经凝结成了历史，以肯定那些活着或死去的，仍然存在或已经消失了的人和事的价值。

但早期创业的艰难，也正渐渐不为人所知。曾有一次，我把同去砀山参加梨花笔会的作家们带进我们的学校，他们一进北门就连连惊呼，说真漂亮！我听了，又高兴又感伤。这才多少年啊，高楼繁华就掩住了早先的荒凉。那么就让我来骄傲一次吧！我说看！这里最早是乱石沟，科大的新校舍我没去过，不过和安徽的高校相比，这体育场气派怎样？他们纷纷赞扬。我又说看那儿——对，那儿原来是座山头，削平了，盖的图书馆。那一天，图书馆白楼在5月的阳光下银闪闪耀眼。某一个晚上，我从市里回来，远远的，就看见这座大楼，当时我想，别说10年20年后了，就是现在，就是在我们学校，还有多少人知道，这座灯火通明的知识宫下，是当年我们用乱石堆筑的“大寨田”？沧海桑田，也不过20年的时光。面对高耸的教学主楼和满山遍布的建筑群，恐怕也只有我们这些在泥墙草顶的大庵棚里上过课的人，在荒草丛生泥泞难行的山路上摔倒过的人，才会感慨万端。我的同班同学蔡莉，有一次很伤感地对我说，都不敢回学校了，满眼是生人！我说别说你了，我可是一二十年没出校门吧，连我都认不全了！刚建校那会儿，全校教工加起来，也没有100人，我和炊事班的弟兄们，人人混得烂熟，他们一见面就喊我队长。可如今呢，全校教工近千人，在校园里散步，迎面过来一个人，也能“相看两不识”！常有人说起来，政教系的某某，复旦研究生；或是体育系的某某，北体分来的，你不认识？我想很久，类皆茫然。这时我总是有些难过，可再一想，一茬一茬，不都是后浪推前浪吗？你又失落个什么呢？

但还是忍不住地怀旧，同学聚会，必得话说当年。说到修大寨田，张克哲老师把半截手指砸断在石头缝里，就都“咝咝”地吸气；说到殷呈祥老师如何沉着脸往教室一站，吓得我们不敢吭声，就都有些黯然。殷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，现在想起来，倒不觉他生前怎样严厉。就是当时比较年轻的单老师，近来也常常说小潘，我老啦。我想说单老师，我也老了呀。我刚进校时，还不到20周岁，70多斤的体重，1米54的个子。后来我在这座校园里长高长胖，再后来，做了母亲。如今我的女儿也在这里一天天长大，10年来，她和我一样，几乎足不出校门。我对她说，这里原先哪，是一片乱坟岗，还有西汉的古墓群。妈妈刚来那会儿，正上着课呢，就听见外面出老殡的喇叭声。她由我去说，她还听不懂这些话。路两边的绒花树发出一阵阵的幽香，天正一点点暗下来，夜幕下的校园显出脉脉温情，我说要不妈妈就不走了吧？啊？那时我正搞调动，心里疑虑重重。教学楼前，一边有一株黄蔷薇，每当春来一树灿烂，我都去看它们。我说我要走了，你们知道吗？花木无言，万籁俱寂，我就这么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停停，到很晚很晚。有好几回我都想，已经在这里走了十几年了，就这么一直走下去，不也很好吗？

所以调走后的这几年，我也是常住淮北，总觉得在合肥写不出东西来，偶尔去待上十天半月，又凄凄惶惶，仿佛荒原夜路，一个人无依无助；再回来就神色黯然。今年3月，我父亲突然去世，在无法承受的那些日子里，我对我母校的校园，产生了无以言说的依恋。奔丧回来，一跨进北门，那颗始终慌乱的心便不再惊颤了，多日以来堵在心头的哀痛，三岁丧母如今又失去父亲的哀痛，也开始一点点消褪。那些天我照例在外面走到很晚，黑暗中，白日里熟悉的一切都失去轮廓，山石树木，建筑道路，都化为蒙蒙一片。我觉得温暖而安全。常常是一个人坐在体育馆前高高的台阶上，漫无边际地看，想——将近4个月，我的母校以她温暖的情怀，抚慰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心境灰暗的阶段。

也许不久，随着我爱人的调出，我将真正离开母校。对这个我学习、工作了20年的地方，我非常非常看重，因为她容纳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。我知道，对于这所学校来说，任何个人都微不足道，但却不可否认，正是由于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工作和劳动，才使这所学校一天天发展壮大，一天天美丽起来。当然要不了几年，这里的人们就会忘记我；而顶多30年后，我的仍然工作在这座校园里的老师、同学们，也会生老病死，被后来的人们所忘怀。这就是普通人的悲哀。但我们的校园却不会消失，相反，她会更加美丽，更加发展。这又是普通人的骄傲——在这片永不消失的风景中，在一桩连续不断的事业里，存在着自己渺小而短暂的生命。

我希望自己再活30年，那样，就能赶上母校的50诞辰。那时一定会有许多比我有出息的学生来庆祝她的50华诞；而在这个国度里同时为她举杯的，将有五、六万人。那一天大厅里一定飞金溢彩，欢声笑语不断；我呢，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回想往事，或是各处走走，看看能不能遇见一两个熟人？天一点一点暗下来了，校园变得温暖而宁静。路边的绒花树斑斑烂烂，摸一摸，老得让人感动。一个孩子走过来，问：奶奶您为什么哭？我说你知道吗，孩子，这里原先是一片荒冢。

正是晚自习的时候，校园上下，灯火通明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1994年10月于相山

 （本文摘自潘小平《北方驿站》）

作者简介：潘小平，女，1955年生，安徽蚌埠人。1977毕业于我校中文系，同年留校任教。曾任《清明》杂志副主编，《安徽文学》执行主编，安徽省文联文学院院长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