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10月，我调进了今天的淮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。当时那个学校并不叫今天这个名字，而是叫安徽师范大学淮北分校。其实是个独立办学单位，人、财、物与安师大没关系。1978年分校改为部办学校，易名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，隶属煤炭部，成为煤炭部唯一一所师范性高校，全国招生，接受省部双重领导。1999年，与煤炭部彻底脱离，属安徽省办学校了。2010年5月，更名为淮北师范大学。

从分校创建之日起，我便来到这个学校，参与了中文系的开创工作，在中文系前后工作了10年。1983年，我又调离中文系，受命去筹建艺术系了。我见证了中文系的发展，也见证了艺术系的发展，同时也见证了这个学校的发展。调入艺术系工作，是我人生最后一个驿站，至上世纪末退休。

我的中文系十年（1974——1983）

1974年10月的一天，我接到去师大分校中文系工作的调令。尚不知道分校在何处，便同徐继红、陈献之、杜贤生等同志，去了安师大考察学习。后来才知道是把给二中建校用的那片地方给了大学做校址。首建中文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四个系科。建校初期条件很差，设备简陋。当时只有一栋四层小楼，几排小平房。但市委书记赵凯决心很大，还是那句老话：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。”初设的四个系科，学习、办公、实验，都在那栋楼上。

那是个荒凉的小山坡，原是枪毙罪犯的刑场，还有一个简陋的殡仪馆。我们那批拓荒者所经受的困难，是外人难以想象的。直到1984年，我还住在距离焚尸炉20多米的楼上，站在二楼阳台即可看到停尸房，常见法医在树荫下解剖人体；更难忍的是中午焚尸，那令人作呕的怪味，叫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。师生数次抗议，迟迟才得解决。当时新调进的教师，全在附近农村租房居住。

最早调入的教师有四位，分别是市一中的张克哲、单光启，矿务局中学的裘荣堂和从师范调去的我，此后教师才陆续调入。上课教材全靠教师自己编写。教师不足，教师也就变成了多面手。有些课程的教师，是从安师大请来的。

招生工作是同时进行的。当时新生皆由地方推荐，生源遍及皖北地区各个县市。中文系当年便招了三个班，我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。1975、1976两年，又连招了两届本科生。当时有着特殊的教学方式：开门办学，上山下乡，与工农相结合。也因此师生有着特别亲密的教学关系，所以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大概是出于追潮逐风的惯性，“学大寨”、“赶朝阳”，响亮的口号，也在我校付诸实践了。中文系领导，也要在淮北分校搞出个“大寨式”梯田来！于是，就选择了相山东侧山脚下，即今天师大图书馆和行政办公大楼的位置，组织师生开山、打眼儿、放炮，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。我是全程参加的，但抡锤打眼儿却不易掌握（我是会的，因为我在农村学过抡锤），小的事故出了不少。记得当时教古汉语的张克哲教授的手被砸伤得很厉害。最后梯田自然没造成，但师生得到锻炼，也自是无疑的结论了。几十年后，谈到中文系建系初期那些事，总会谈到建造“大寨田”，往往引起一阵轻蔑的笑声。

1975年夏秋时节，我率队去了徐度乐家乡青杨大队进行写作实践。就是那次在青杨小学打球不慎扭了腰（这腰伤实际是1958年体育“大跃进”中，打排球留下的），学生武德荣硬是为我用酒火揉搓，按摩治疗半个多月才得恢复。

1976年春，为配合市农村路线教育，我率学生去了烈山区宋庄大队，白桦老师去了烈山大队。这次下乡一月，又一次密切了师生之谊，同时搜集了数十条农谚和有活力的俗语。也是在宋庄得知周总理逝世的消息，但师生却被剥夺了悼念的自由。因为，此时“四人帮”尚在横行，全国仍处在万马齐喑的时期。

1981年前后，几次率1977、1978级同学到濉溪一中、二中和矿务局中学教育实习。这两届学生是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我校招来的学生，大多是成绩好、年龄也偏大的老高中毕业生。有的是中学多年代课教师，有的已是孩子的父母。这些人中有一批出身成分高，或有些不理想的政治背景，在推荐制时代，是很难上大学的。后来学校从这两届毕业生中，选了不少学生留校。他们在这所大学的校史上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。

1978年，安徽师大淮北分校易名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，隶属煤炭部，自此学院进入了它的大发展阶段。也正是在吴孟复教授主持工作时，打下了中文建大系的坚实基础。教职员工最多时达到76人。在中文系近十年里，我教过文学概论、古文选讲、写作实践、美学、书法讲座等课程。

随着全国教育形势的发展和煤炭系统学校的需要，学院从1984年起，增设外语、体育、艺术、政教四个系科。此时，我又受命调去筹建艺术系了。算起来在中文系工作了整整十个春秋。最艰苦的阶段是头三年的开创工作。

艺术系创业记（1983——1988）

1983年10月，受命创建艺术系，我只好恋恋不舍地告别工作10个春秋的中文系。调到艺术系意味着今后工作性质的转换，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专业，对我是个有些陌生又有些喜欢的工作。去艺术系之前，院长邱尚周同志（后调至烟台煤炭干部管理学院）几次找我商谈筹建艺术系的事情，时为中文系主任的吴孟复教授，也找我谈了两次。

我这辈子疏于仕途，淡泊名利，不求闻达，不慕官，不谋官，向往平静的生活，安贫乐教。时代使我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。我有学术追求之心，却无谋官晋爵之意。人各有志，然而工作需要，有时往往不自觉中被推到某个位置上，违心地去做并非主观追求的事情，我到艺术系就属这种情况。最后，还是接受了院方的安排。是年10月，我开始了艺术系工作的设想，这时我已届知天命之年。

艺术系是我人生创业的最后一站，在这里完满地结束了我的教育生涯。先后任副教授、教授，做了几年副主任（时无正主任，我全面主持工作）。

艺术系包括美术、音乐两大专业。先招美术专业，后招音乐专业，但教师同时注意引进。

当时美术专业，面临五个亟须解决的大问题。一是专业教师，二是学生画室，三是教学设备，四是理论课教室，五是资料阅览室。开始只有两名年轻油画专业教师（杨参军和杨能强，浙江美院毕业），一名年轻国画专业教师（陶合民）。其实淮北市附近，也有几个很可胜任的画家，但院长强调近处概不准入。没办法，我必须充分利用现有教师资源，开展筹备工作；采取“借用”“委托”等办法，组织招生，准备开学。

我带着青年教师跑了不少艺术院校，如安徽师大、上海师大、南京师大、南京艺术学院、中国美院等校访问，联系教师艺术家甚多。如王麦杆、郑震、鲍加、黄永厚、吴燃、尉天池、罗尔纯、卢沉、周思聪、亚明等。后聘请了谢稚柳、陈佩秋、全山石、方增先、张发根等为我校客座教授，而更有兼课教师多名。他们中很多都是我国著名画家，一方画派领军人物。他们或来校讲学，或对系的工作提出了建议，对我系的迅速发展起到很好的作用，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系科在学院领导有力支持和系里同仁齐心努力下，如期于1984年暑假，招收了第一批新生（20名）。

筹备工作中的困难，是可想而知的，但职工皆很敬业。记得办公室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徐明安，一个是张志俭。分别负责办公室、教务和后勤、设备采购工作，很紧张，很有节奏，很有效率。

同仁的团队精神，时时感动着我。在多方努力下，教师逐渐调进，队伍迅速壮大。同时采取“派出进修，请进兼课”的措施，很快配齐了美术专业所需的教师力量。记得有杨参军、杨能强、陶合民、钱流、蒋耀辉、李铁树、杜庆元、张庆国、江绍雄、王新伦、钱为群等多名教师。音乐专业也进来了冯效刚、薛强华、崔义军等几位年轻教师。

针对艺术教育弊端，我在教师中始终强调和坚持一个理念：强调教师自身修养。既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。教师不但要站稳课堂，画好画，教好课；同时也要注意专业理论研究，提高理论修养和师德情操。而且要把这一理念，贯穿教学始终。

经过大家共同努力，系科初见成效。1986年前后，一因身体本来欠佳；二因系里是非渐起；三因完成了我的开创任务，正常教学秩序已经建立，可以交班了。于是，我提出辞去领导职务，以专事教学和科研，亦可调理一下身体。又拖了两年，1988年夏，才批准我辞去领导职务。

我实践了我的设想，有了更多时间，可以静心读书和思考问题了。如果说我的中文10年，是以教学为主，科研为辅，那么，到艺术系后，就把理论研究放到重要位置上了。特别是我退出领导岗位后，更是把工作重心转向了书法美学的教学和理论研究方面来。调整了思路，发表了系列文章，出版了专著，晋升了职称，而且参与和开展了诸多社会工作。

教育形势的发展，促使了艺术系美术、音乐专业分开，分成两大独立系科，即音乐系和美术系，并各自有了独立的教学办公楼。

上世纪末，我退休了。与我同时退休的还有几个老同志。如王彦坦院长、徐德章副院长、化学系主任石颖、历史系主任张善林、政法系主任吴志葵等。退休后，我与几位老师又被聘为学校专家组成员，做了一段教学督导工作。由于身体关系，便又辞职了，过着“半隐”的退休生活。

我从1974年调入大学，走进中文系，1983年又走进艺术系，直到退休，我的盛年都耗在了这里。所以，对中文系和艺术系都有着相当的感情，无时不在关注着它们的发展。

2010年5月，美术系发展成为淮北师大美术学院，目前已有新的院部教学大楼。单单美术专业和设计专业的留校学生，已有四五人评为教授和副教授，成了美术学院的领导和中坚力量，而且招了书法专业班和书法硕士生。

我祝福师大美术学院——这个我的最后创业单位，向着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！

（本文节选自丁梦周先生《风雨南窗》一书第六章第一节、第七节，稍有改动。标题为编者所加。）

作者简介：丁梦周，1934年生，安徽宿州人，教授。1974年来我校文学院工作，原艺术系主任，现已退休。